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皮洛遺址發掘獲得重大學術成果


青藏高原邊緣是國內外地學、生命和文化的熱點地區。川西稻城皮洛遺址是迄今青藏高原發現面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好、堆積連續、文化類型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區發現典型的阿舍利技術體系,填補了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一項空白,將有力推動早期人類對青藏高原的開發過程、早期人類適應高海拔環境的能力和探索東亞手斧的分布與源流、東西方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等重大學術問題研究。2020年11月下旬起,四川省文物考古院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何嘉甯副教授爲考古發掘領隊,組建了多學科研究團隊,于2021年4月開始正式發掘,取得重大學術成果。


工作緣起

舊大陸東側的手斧遺存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焦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傳教士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兩件手斧,但具體位置已不可考。近年來,國內諸多科研機構在青藏高原上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人類遷居高海拔極端環境的曆史過程成爲目前史前研究的熱點問題。有鑒于此,2019年開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校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研究室主任鄭喆軒在川西高原組織了舊石器時代考古專項調查工作,在甘孜州新發現24處海拔3000米以上的舊石器地點,采集包括手斧在內的石制品百余件,充分顯示了在這一區域開展系統工作的潛力。


工作經過

2020年5月12日,考古隊發現皮洛遺址。該遺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金珠鎮七家平洛村後,東距稻城縣城約2公裏,地理坐標爲北緯29°02′28″,東經100°16′43″,海拔3750米,地貌部位屬于金沙江二級支流——傍河的三級階地上,東西長約1800米,南北寬約500米,整體面積近100萬平方米。初步調查勘探顯示,遺址地層堆積保存狀況良好,並發現有原地埋藏的手斧。經專家現場考察,遺址的研究潛力獲得了一致認可,因此在11月下旬,四川省文物考古院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建了多學科研究團隊,向國家文物局申報了2021年度的主動發掘工作並獲批,于2021年4月開始正式發掘。

2021年4月末开始,考古队在遗址B区前缘和D区前、后缘布设5×5㎡探方共8個,总发掘面积200㎡。发掘采取水平层和文化层相结合的方式,探方内以1×1㎡小探方为基础的记录和收集单位,同时尽可能多地采集光释光测年、古DNA、粒度、磁化率、孢粉、土壤微形态、浮选土样等样品。经过5個多月的田野发掘,考古队揭露了7個连续的文化层,发现多個人类活动面和用火、打制石器的遗迹,获得石制品6000余件,多学科研究样品数百份,为后续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發掘之外,考慮到在晚近人類活動較少的剝蝕地貌區,地表采集遺物能夠保存原始位置信息和人類活動分布情況,考古隊建立了完整的地表采集系統,在遺址近100萬平方米的範圍內采集典型標本3000余件,並詳細記錄了遺物發現時的初始狀態和地理坐標等信息,用以重建古人類的棲居形態。

2021年9月12日,四川省文物局再次組織專家學者對皮洛遺址進行考察和研討。會議對皮洛遺址的主要發現及學術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隨後遺址入選9月27日國家文物局召開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彙報項目。目前進一步的整理研究仍在進行當中。


皮洛遺址位置圖


皮洛遺址



主要收獲

皮洛遺址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难得一见的超大型旧石器遗址,200平方米的科学发掘与近100万平方米系统调查共同揭示出这一地区古人类复杂的栖居形态,是川西高原旧石器文化时空变化的缩影。

皮洛遺址在剥蚀严重的青藏高原地区发现了难得的连续的地层剖面,初步测年研究显示,上部地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7個连续的文化层清晰展现了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的年代框架与古环境背景。

皮洛遺址地层发掘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依据技术和形态特征可以大致分为三個文化期,完整地展示了“砾石石器-手斧-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构成了罕见的旧石器文化三叠层。

皮洛遺址发现的手斧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遗存,也是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的阿舍利技术体系。



皮洛遺址地层


皮洛遺址石制品



學術意義

皮洛遺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

遗址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出七個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研究树立了参照和标尺。

遗址所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個关键空白区和缺环,串联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遺址連續的地層堆積、完好的埋藏條件和清楚的石器技術演變序列展現了早期人類征服高海拔極端環境的能力、方式和曆史進程,處在目前國際學術界有關人類擴散、適應高海拔環境研究的熱點課題和關鍵時間節點上,也提供了該地區古環境變化與人類適應耦合關系的重要生態背景和年代學標尺。


發掘隊員合影

左三:王幼平教授 左四:何嘉宁副教授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馮玥在發掘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