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淄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李建華在致辭中表示，臨淄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城市，曆史文脈悠長，文化遺存浩繁，是變革、開放、務實、包容的齊文化的發祥地。近年來，臨淄區牢固樹立“保護文物也是政績”的理念，設立區文物局，成立了山東省唯一一所縣級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建設北京大學山東臨淄田野考古教學實習基地，爲文物考古事業高質量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次學術研討會在臨淄區舉辦，對于臨淄文物考古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臨淄區將以此爲契機進一步加強在考古勘探、人才交流、成果共享等領域的交流合作，爲文物考古工作全力提供最優的服務、最強的保障和最佳的環境。

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成員、副廳長劉少華表示，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物考古工作，並多次強調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近年來科技考古的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在延伸曆史軸線、增強曆史信度、豐富曆史內涵、活化曆史場景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會有更多前沿科技應用于考古學研究，科技考古將成爲促進考古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本次學術研討會是錨定學術前沿、指導行業發展的重要會議，必將對推動考古事業高質量發展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期待各位與會專家對山東文物考古工作提出寶貴的意見建議，以更多的研究成果賦能山東考古。

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志军教授表示，历届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见证了中国植物考古研究队伍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进程。本次会议是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两個学科第二次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体现了当前研究中越来越强调合作的发展趋势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理念。人类文化本身是一個复杂系统，考古现象是众多自然和文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想对考古发现有系统、完整的认识，必须依靠不同学科交叉协作才能实现。因此，我们也希望今后多学科合作的理念能够得到进一步发扬，形成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推动生物考古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弛教授回顧了中國的動植物考古學研究從早期萌芽到迅速成熟發展的曆史，進而指出當前的動植物考古研究已經達到了植物微遺存和分子生物學的水平，研究取向也從單純的生業經濟方面的討論向社會關系、社會權力等層面擴展。此次學術研討會特意將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結合到一起，將在學科融合方面進一步提升研究水平、激發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必會對學科的發展有極大的推動。期待本次會議爲今後的考古學研究帶來新的契機，也相信未來將有更多、更爲深入的研究湧現。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指出，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两個领域都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中，都有科技考古的專題，國家文物局每年批複的主動性發掘項目中也都積極地開展了各類科技考古的分析和研究工作。當前，越來越多的科技考古工作者主動參與到國家重大學術課題中，更多基層一線的考古工作者能夠熟練地運用科技方法，越來越多的田野考古工地配置了現代化的設施裝備，甚至建設有實驗室，考古學學科體系更加完善、國際交流不斷發展。國家文物局後續將在宏觀規劃、政策制定、項目設計和人才隊伍建設方面繼續加大對科技考古的支持力度，期待與會學者在會議中碰撞出更多的學術火花，促進多學科的交流合作，讓科技考古在中國考古新百年新征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开幕式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館学系胡耀武教授以“动物与植物的邂逅”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他指出，原本平行发展的动物界和植物界正是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产生了交集，二者共同组成了人类的食物来源，始终贯穿于人类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奠定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旧石器时代动物和植物资源在人类食物资源中各自为政，并未发生直接联系，直到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起源和持续发展，二者才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农作物和家养动物的传播还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北方的粟作农业系统深深影响了欧亚草原和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畜牧业发展。在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食物种类甚至还成为先民不同社会阶层的象征。总体来看，人类资源利用视角下的动物与植物的邂逅经历了“相见、相安、相依、统一、分化”的历程。

本次大会设置有两個分会场，共安排70個口头报告和46個海报展示，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学者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农业起源与传播、区域生计方式与资源利用、农业与复杂社会、理论技术与方法等多個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農業起源相關的報告主題集中在家養動物的馴化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呂鵬系統闡述了中國古代家豬飼養技術的發展曆史，複旦大學劉逸菲則系統介紹了國外家養動物馴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同時期望以此爲借鑒推動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農業傳播與擴散方面，與會學者著眼于作物傳播、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關鍵區域，探討了史前農業的形成、演化與傳播曆程。重慶師範大學張貴陽指出粟在向西北地區的傳播過程中主要依靠種子粒數增加而非單粒尺寸增大的表型變化機制適應新環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孫炳桂利用植矽體分析方法重建了南阳盆地史前稻粟兼作农业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复旦大学雷莎从物种和饲喂方式两個方面入手，指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家畜传入横断山区时物种与技术传播的不对称性；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Shalini Sharma关注了大麦、小麦等西亚起源的农作物在印度河流域和青藏高原扩散的时间和路径，以及两地农业策略与气候条件的异同性。以上研究为厘清农业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历时性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等提供了关键证据，推进了农作物与家畜向不同区域传播过程和路线的相关认识。

来自24所高校与研究院所的39位学者运用骨骼形态分析、大植物遗存分析、植矽體分析、淀粉粒分析、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有机残留物分析等方法，以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为基础，分享了不同区域生计方式与资源利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研究地域涉及中原、海岱、成都平原、藏彝走廊、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东北和西北等地区，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为揭示古代先民的饮食结构与生计方式、复原古代先民生存环境、探索古代先民对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部分研究还从动植物原料分析入手，对区域间交流和物料流通等进行了探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闫雪通过追踪西藏阿里地区札达盆地出土木器的木料来源，发现当地早期金属时代跨区域交流频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娟从中韩两国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入手，结合现代贝类学资料，考证了古代朝鲜半岛“鹦鹉杯”的原料来源、产地与流通路径。

在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和已有植物遗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将动植物考古研究与环境考古充分结合，探讨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计方式和资源利用模式选择的影响。山东大学李亚萍分析了新石器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洛阳盆地不同地貌部位遗址中水稻遗存的分布特征，及该区域全新世地貌演化对史前水稻种植的影响；西北大学马志坤基于植矽體分析、年代测定与环境资源域分析，提出陕北地区黍为主、粟为辅的作物结构可能与河流、牛和羊等动物传播等问题联系紧密。这些研究为深化理解生业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提供了重要例证。

複雜社會的出現是人類史前史發展中的重大變革之一，社會複雜化的經濟背景是備受關注的國際前沿科學問題。與會學者對支撐社會複雜化進程的農業策略這一學術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在早期農業方面，相關討論主要集中在使用穩定同位素分析、雜草生態學等方法對農作物種植制度、農田水管理與施肥行爲等的追蹤分析。蘭州大學楊繼帥提出在距今5500年前，甘肅大地灣遺址已經形成“豬吃稃殼，豬糞肥田”的可持續集約化農業系統；山東大學孫澤娟闡釋了龍山時代早期晉南和關中地區對作物選擇、田間管理等原有農業傳統的繼承和生存策略調整；武漢大學王欣指出龍山晚期中原地區農業系統已經包括對不同地貌單元的利用和對作物的施肥管理；山東大學陳雪香考察了魯西南地區龍山文化向嶽石文化過渡階段聚落演變與本地動植物資源的關系；福建師範大學左昕昕指出東南沿海地區先民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已通過調整作物組合和水稻栽培方式適應複雜環境；南京農業大學黎海明從雜草生態學的角度探討了江淮沿海地區晚周時期作物播種、收割時間等農業實踐問題及其驅動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鍾華以先秦時期中原地區植物考古材料爲依據，從農作物結構、豆科作物的種植、農田雜草種類、施肥管理等方面重建了該地區農業集約化程度不斷提升的過程。在動物考古方面，與會學者主要采用骨骼形態分析和穩定同位素分析手段，探討家畜的飼喂與利用模式。山西大學侯亮亮討論了距今4000年前後中原地區與陝北晉北牛羊飼喂模式的區域性差異，並推測其受到當地粟黍農業的發展程度及環境等相關因素影響；蘭州大學菊地大樹以姚河塬遺址爲中心，討論了西周時期西北邊陲地區馬的飼養與管理情況；吉林大學呂小紅重點揭示了東遼河流域青銅時代至遼金時期家豬飼喂策略的曆時性變遷。

不同人群食物和次級産品消費結構的差異與人群的等級分化和社會經濟等問題息息相關，同樣能夠爲從動、植物考古學視角探討社會權力與社會關系提供空間。紐約大學張豔基于殷墟孝民屯遺址動物骨骼及陶鬲的分析，探討了殷墟先民對黃牛的屠宰、烹饪和消費等行爲方式；首都師範大學尤悅以二裏頭文化爲中心探討了家養動物及其次級産品的開發、利用、管理和分配模式與早期國家內部聚落等級的相關性。此外，喪葬用牲習俗是指示族群屬性和社會人群變遷的重要線索，複旦大學侯富任根據甯夏姚河源遺址主墓地墓葬殉牲情況分析了其文化因素的多樣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羅運兵據雲夢秦文化墓葬中的頭蹄葬俗，推斷其族群多與西戎人群有關。

本次会议的报告在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和应用方面也多有涉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对三种小型鹿科动物林麝、小麂、狍的牙齿和肢骨进行形态比较研究，为其种属的精确鉴定提供了依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一如团队关于索艾羊掌骨的三维几何形态研究报告，揭示了羊亚科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的可塑性表型适应机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莫林恒利用骨骼形态观察、DNA检测、显微镜微痕观察、碳14测年等动物考古学方法对湖北省博物館所藏甲骨材料进行整理，为未来研究同类文物资料提供了经验。

古DNA技术由于不受动物骨骼形态学限制，可以在分子方面进行精确的物种鉴定和遗传学关系的分析，近年来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胡诗华对大批量骨骼宏条形码技术（Bulk Bone Metabarcoding, BBM）在国内外的应用实践进行了介绍；北京大学遇赫通过分析黑家鼠的基因组信息复原了其种群的迁徙和扩散历史，为揭示人群远距离迁徙和特殊社会历史事件的时空信息提供了线索。

植物考古方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葛勇通過對水稻小穗軸中植硅体的观察和Micro-CT扫描分析，发现具刺的不规则纺锤型植矽體数量与水稻的落粒性存在关联性；浙江大学安婷基于对粟黍叶片尖形植矽體的尺寸和形态差异比较分析，初步提出了粟黍叶片遗存的辨别标准；北京联合大学张俊娜以辽宁盖州青石岭山城古耕地为例，探讨了旱作古耕地在土壤微形态和植矽體方面的特征，为识别旱作耕地遗迹提供了思路。

除了對水稻和粟黍等主要糧食作物的研究，與會學者也將目光放到以往尚未開展深入、廣泛研究的其他植物遺存中。西北大學唐麗雅梳理了中國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燕麥”類炭化籽粒遺存，並強調部分燕麥屬植物作爲比較明確的麥田雜草，對于探討麥類作物的東傳等相關問題具有重要學術潛力；蘭州大學遊婷提出藜屬植物具有作物和雜草的雙重屬性，在部分地區可能作爲高利用潛力的小衆作物與主要糧食作物混合種植，受到人爲管理。

10月29日下午大會閉幕式上，山東大學文化遺産研究院靳桂雲教授總結了中國植物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她指出當今的植物考古研究強調學科內部不同方法的結合，重視植物考古與動物考古的合作，但仍需對考古學背景給予更多關注。她強調，以考古學背景信息爲研究基礎，是系統科學的植物考古研究必須具備的基礎和前提；要以問題意識爲導向，充分挖掘植物考古數據的學術意義。同時，Micro-CT等新方法的應用值得推廣，炭化植物遺存的形成過程、古代農業的生産方式等現代過程的研究仍需加強。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研究员将中国动植物考古研究全面走向纵深总结为坚实個案与宏观视野的结合，具体表现为技术方法有进展、基础支撑在推进、学术视野更开阔，展现了中国动植物考古学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他对动植物考古今后的工作提出三点建议和展望：一是要从学科交叉的广度提升中国动植物考古研究水平，二要从世界体系的高度推动中国动植物考古走出去，三要从中华文明的厚度推进中国动植物考古，不负时代使命。

會議最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彥峰研究員代表下一屆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學術研討會的承辦單位，向國內同行發出邀請，同時表示將延續本次會議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理念，並在動物考古、植物考古之外，邀請穩定同位素分析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交流，促成更大範圍內的學科整合，進一步推動相關領域的交流與融合。